然而《红高粱》在柏林擒熊而归,也仅仅只是他导演生涯的起点。在那之后,他凭借《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三次提名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棕榈奖,三次提名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两次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藉由他在国际影坛中的巨大声誉,他曾受邀担任第四十三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第十八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和第六十四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魏巍认为,中国社会经过了四十几年的改革发展,经历了迅速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当年让高加林无法扭转命运的客观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了,“当年的种种限制如城乡二元对立,个人婚姻、命运与身份之间的落差,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已经不是束缚因素了。”主创团队基于这样的认知,一开始就决定了不会照搬原著,而是要结合时代的发展,重新看待原著中提出的社会命题,“我们真正看重的是原著提出的人生选择及个人精神,我们是带着时代回望的视角去创作剧版的,实际上是给《人生》做一个全传的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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